清晨六点刚过，公园东角那片空地上已经站了十几个人。他们穿着宽松的白衣，动作缓慢得像水在流。领头的老先生抬手时，袖口滑下去，露出腕上一块旧表。他转身时目光扫过路边那排停着的车，有灰扑扑的面包车，也有锃亮的黑色轿车，车顶落着几片梧桐叶。这些铁壳子安静地趴着，跟打太极的人一样，不急不躁。

汽车这东西刚出现时，人们叫它“不用马拉的车”。那时候街上跑的还是马车，车夫坐在高处甩鞭子，马蹄铁敲在石板路上嗒嗒响。第一批汽车开过去，声音大得像打雷，路边的马受了惊，差点把车厢拽翻。可没过多少年，马车就渐渐少了。到后来，连乡下种地的人家也攒钱买一辆二手小皮卡，后斗里装化肥、装农具，也装赶集买回来的白菜和猪肉。

我学车是在城郊一片拆了一半的旧厂区。教练姓周，四十来岁，话不多，烟抽得凶。他坐在副驾驶上，脚虚搭在副刹上，眼睛看着前方，偶尔说一句“回方向”或者“给油”。那辆老捷达的离合器高得离谱，我起步总是熄火，车身一抖一抖的，像打嗝。周教练也不骂，只是把烟掐了，说再来一次。后来我拿到驾照那天，他拍了拍引擎盖，说这车带过二十多个学员，你是最后一个。

城市里的路越修越宽，高架桥一层叠一层。可车也越来越多，早晚高峰时，整条路像一条巨大的传送带，上面摆满了铁盒子。有人在车里听广播，有人啃包子，有人对着后视镜补口红。红灯亮起来，一排刹车灯红成一片，映在前车的后窗上。绿灯一亮，那些红点又齐刷刷灭掉，车队缓缓蠕动，像什么笨重的动物在呼吸。

有一年冬天我开车去北方。高速路两边是光秃秃的杨树，田里覆着薄雪。服务区里停满了大货车，司机们蹲在车头前抽烟，脸被风吹得发红。一个开冷藏车的老哥跟我说，他这一趟拉的是冻鸡腿，从山东到内蒙古，跑了两天一夜。他说这车就是他的腿，没有它，他哪儿也去不了。说完他把烟头摁灭在车轮旁，爬进驾驶室，发动机轰地响起来。

傍晚打太极的人散了，各自走向自己的车。那个领头的老先生打开一辆银色两厢车的门，坐进去，拧钥匙，发动机轻轻一颤就着了。他摇下车窗，把落在雨刮器上的一片叶子拿掉，然后慢慢倒出车位。尾灯亮起来，在暮色里红了一小会儿，拐上大路就汇进车流里，再也分不清是哪一辆了。